波音 767-300ER 飞机

窃听与反窃听在政界、商界，尤其是政界一直存在，而且这种斗争从未停止过。

早在“文革”时期，邓小平和叶剑英都对“隔墙有耳”持警惕态度。

1976年，毛主席逝世两天后的9月11日，华国锋借口去北京医院看病，悄悄来到李先念家，与他讨论打倒“四人帮”的问题，让他去询问叶帅，什么时候、如何准备行动。

两天后，李先念前往北京西山2号楼，会见了叶帅。 李先念的女儿李小琳后来撰文，还原了共和国两位元老秘密会面的场景——

两人坐下后，叶剑英问李先念：“你是来公事的，还是来探望老朋友的？”

李先念回答：“都是。”

叶剑英听后，打开收音机，把音量调大，防止被窃听。 但叶帅当时已经79岁了，耳聋眼花。 当无线电受到干扰时，他听不清李先念说的话。 于是两人同意把谈话内容写下来然后烧掉。

李先念：“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请考虑一下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头同意。 然后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人的名字，并打了一个问号。

李先念看了，写道：“完全可靠，请放心。” 他还简单介绍了此人与他的两次谈话。

两人边写边聊，整个过程不到30分钟。

这次犹如电影特写镜头的会面，为“四人帮”的覆灭奠定了基础。 在李先念、叶剑英的支持下，华国锋的态度更加明确。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

当时邓小平正在“入狱”，是他的女婿何平给他带来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担心家里装了窃听器，全家人聚集在卫生间里，听何平讲述他如何粉碎“四人帮”的故事。

邓小平和李先念

如果说国内民众如此害怕被窃听，那么在外交领域更是如此。

1949年12月，毛主席首次访问苏联。 一是庆祝斯大林生日，二是签署新的中苏条约。

然而苏联对主席的来访并不热心，尤其是斯大林本人，因为担心新的中苏条约会影响苏联的利益，态度十分冷淡。

主席后来抱怨这次旅行，“当我们在莫斯科时，我和他（斯大林）发生了很大的争吵。”

尤其是主席听说苏联在他住的别墅里安装了窃听器，他更加生气了。

不过，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敏感的。 党史中没有相关文字记载。 仅从陪同主席出访的工作人员的口述和一些论坛中，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件事与赫鲁晓夫有关”的简单描述。

20世纪70年代，我国与阿尔马尼亚之间的关系破裂。 阿尔马尼亚在中国驻阿尔马尼亚大使馆安装了一个窃听器。 随后，我们的安检组在墙体深处发现了一台用高级水泥和钢筋包裹的收音机。 窃听装置。 讽刺的是，这个设备居然是“MADE IN CHINA”！

工作人员循着电缆，在使馆机要室、研究室、商务办公室、会议室、大使官邸发现了35个窃听器，几乎覆盖了整个使馆。

无独有偶，在香港回归前的中英谈判中，双方斗智斗勇，不时上演“窃听与反窃听”的游戏。

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回忆，由于新华社在香港的很多工作场所都被窃听，香港回归的准备工作大部分在深圳进行。

1984年7月，英国谈判代表来到北京，下榻钓鱼台国宾馆时，担心我国窃听。 一位名叫杰弗里·豪的代表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不要在房间里说话，房间里可能有中国安装的窃听器，我们应该到外面的大树下说话，天知道大树下有没有窃听器。”

明明习惯了偷听别人说话，却又害怕被别人偷听。 真是贼喊捉贼啊。

中国好像没有偷听客人的习惯。

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首次访华时下榻钓鱼台国宾馆。 作为周总理的助理，熊向晖参加了尼克松访华前后的中美会晤。

熊向晖说，毛主席对待美国客人有特别指示：中国不关心窃听器，不搞录音。

但我们光明正大的同时，对方却未必正直。

2000年，我国向美国订购了一架波音767-300ER飞机。 该机经过改装并配备贵宾舱后，将作为我国的“空军一号”，成为我国国家元首的主要空中交通工具。

正当人们好奇中国的“空军一号”长啥样时，中新社突然发文称，中方工作人员在这架美国制造的波音767上发现了27个漏洞，意在成为中国国家主席的专机。 这些窃听器结构复杂、体积小、由卫星控制，并不是商店里出售的普通窃听器。

新华社还报道称，波音767飞机下线后，被多家飞机工程公司送往美国圣安东尼奥机场进行内部装修。

但当飞机移交给北京试飞时，中方工作人员听到飞机上发出奇怪的嗡嗡声。 经过检查，他们发现到处都隐藏着bug。

2005年，时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李肇星应邀在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 当记者问及窃听事件时，李肇星说：“我们买什么，美国就应该给我们，不花钱的东西我们不要。”

李大使没有批评或嘲笑美国人，却让提问的记者哑口无言。